第115期：国门是如何打开的——中国对外开放的起步过程（十二）

五、充满挑战和争议的试验

对于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以及兴办四个经济特区，在党内始终存在不同声音。不过邓小平的态度很明确，他希望两省先行一步，为全国的改革开放闯出一条新路来。叶剑英、胡耀邦、万里等也很热心。1980年冬，中央调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接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轻工业部部长梁灵光为第二书记；调项南任福建省委常务书记。任仲夷和梁灵光赴任前，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胡耀邦、万里、韦国清、姚依林、谷牧等先后接见他们，给予明确支持。当时在邓小平心目中，特区不只是深圳等四个地方，而是广东、福建全省。他对任、梁二人说：“特区不是仅仅指深圳、珠海那几块地方，是指广东、福建两个省。单搞那一点地方不行，中央讲的是两个省。你们要充分发挥这个有利条件。对于搞特区，你们要摸出规律，搞出个样子来。”胡耀邦将成都武侯祠一副对联改动一字相赠：“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粤要深思。”万里对任仲夷说：“各部的规定不符合广东情况的，你们可以不执行。”按照任仲夷的理解，中央给广东、福建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就是允许两省在执行中央政策时有灵活变通的权力，强调要想迈出改革开放的脚步，必须善于变通。

然而，两省的特殊政策肇始，就遇到经济调整的考验。1980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确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进一步调整。在会上，陈云、李先念、邓小平等常委讲话都没有明确两省执行调整方针可不可以“特殊”。在闭幕会上，邓小平表态：“在广东、福建两省设置几个经济特区的决定，要继续实行下去。但步骤和办法要服从于调整，步子可以走慢一点。”随后，胡耀邦主持召开广东、福建座谈会，确定调整时期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步子要稍慢一点，但中央的方针是不动摇的。然而，中央和国务院一些部门生怕两省“越轨”，不少文件都加上一句：“广东、福建不例外。”两省都感到，中央还没有给自己真特殊、真灵活、真先走的东西，难以放手大干，希望中央进一步明确政策。

1981年5月27日至6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和经济特区工作会议。为了开好这次会议，事前做了充分准备。1980年九、十月间，江泽民（时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带领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广东、福建两省，深圳、厦门两个特区负责干部组成的九人小组，到斯里兰卡、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墨西哥、爱尔兰等六国的九个出口加工区、自由贸易区考察，途经日内瓦时还邀请联合国组织十多位专家举行了两天的讨论，归国后向中央做了汇报。会议提出经济特区建设的十项政策，包括：在特区内实行与内地不同的经济和行政管理体制，外商投资企业所占比重可以大于内地；充分发挥市场调节作用；给予来特区投资的外商比内地更优惠的待遇；特区建设所需资金由国家给予财政和信贷支持；允许特区银行将吸收的存款全部用作贷款；深圳、珠海两市的财政收入1985年以前不上缴（期满后又延长五年）；特区的外汇收入单列，增收部分五年内不上缴（期满后又延长五年）；特区的对外贸易可以自主经营，并可代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委托的进出口业务；等等。7月19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转了《广东、福建两省和经济特区工作会议纪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