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外商如何进入中国

在各种利用外资的方式中，外商直接投资更具开放性质，它遇到的观念障碍也更大。一种是意识形态的障碍。中国消灭资本主义经济30年以后，难道还能从国外引进资本主义吗？社会主义国营企业能与外国资本家合作吗？另一种障碍是有关国家主权问题的，即担心中外合资、外商重新进入中国有损国家主权。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不但视英美企业的存在有损于主权，甚至认为苏联与中国合办企业也会威胁到中国的真正独立。中苏四个联合公司成了两国外交中的一个敏感话题。最后，赫鲁晓夫把这四个公司交还给了中国，以向毛泽东示好。从这个背景不难看出，允许外商到中国来合资办企业，仍然有一个禁区要突破。

观念禁区的突破从引进汽车项目开始。1978年6月，国家计委等部门在向国务院上报的《关于开展对外加工装配业务的报告》中提出：“引进一条轿车装配线，拟安排在上海，对上海轿车工业进行改造”。不久，国务院批准了这个报告。与此同时，一机部也在同外商谈判重型汽车项目的技术引进。在洽谈中，外商建议采用中外合资经营的形式。第一个来中国洽谈投资事宜的，是美国通用汽车公司。1978年10月21日至28日，通用汽车公司代表团访问中国。在谈判中谈到合作方式可以有十种，其中第七种是办合资企业。该公司的董事长汤姆斯·墨菲向中方提出：“你们为什么只同我们谈技术引进，而不谈合资经营？”他补充道：“简单地说，合资经营就是把我们的钱包放在一起，合资共同办个企业，要赚一起赚，要赔一起赔，是一种互利的合作方式。若要再说得通俗一点，合资经营就好比‘结婚’，建立一个共同的‘家庭’。”听了这番介绍，中方代表的反应是：虽然感到新鲜有趣，但“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中方谈判代表李岚清回忆说：当时对搞中外合资经营“一是不懂，二是不敢”。“当时我想：你们是资本家，我们是共产党，怎么能同你们搞合资经营呢？特别是他提到，合资经营就好比是‘结婚’、‘建立共同家庭’，就更不可思议。你是大资本家，我是共产党员，我能同你‘结婚’吗？”李岚清按照程序把墨菲的这个建议写进了给国务院引进办公室的简报。没有料到的是，这份简报引起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重视。分管副总理谷牧看到简报后，立即批请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各位领导人传阅。其他领导同志都一一圈阅，邓小平不但画了圈，还写上了“合资经营可以办”的批语。11月初，国家计委副主任顾明请示轿车项目可不可以搞中外合资，邓小平明确答复：“可以，不但轿车可以，重型汽车也可以嘛。”

可以看出，高层领导人已经意识到，突破中外合资的禁区，势在必行，因为中外合资具有其他利用外资方式不可替代的优点。1979年7月7日，邓小平在第五次驻外使节会议上做报告时说：“现在比较合适的是合资经营，比补偿贸易好，因为合资经营风险是双方承担。搞补偿贸易，我们得不到先进的东西。搞合资经营，对方就要经济核算，它要拿出先进的技术来。尽管它对某些技术有保留权和拥有权，但不管怎么样，总在这里用了，用了我们总会学会一点。”9月17日，他对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思说：“对每一项贷款，我们都要守信用，要能偿付。考虑到这个问题，所以我们更欢迎合资经营的方式。”10月4日，邓小平在全国省市委书记会议上向党内高级干部算了一笔账，他说：“我到新加坡去，了解他们利用外资的一些情况。外国人在新加坡设厂，新加坡得到几个好处，一个是外资企业利润的百分之三十五要用来交税，这一部分国家得了；一个是劳务收入，工人得了；还有一个是带动了它的服务行业，这都是收入。我们要下这么个决心，权衡利弊、算清账，略微吃点亏也干，总归是在中国形成了生产能力，还会带动我们一些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