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6期：国门是如何打开的——中国对外开放的起步过程（十三）

随着特区引进外资工作的展开，不少人日益担心起来。一怕滑上“资本主义道路”，二怕乱了国民经济全局，三怕犯错误。有人认为特区“香港化”了，“特区就是租界”。一位理论家深圳考察回京后说：“特区除国旗是红色的以外，已经没有社会主义的味道了。有老革命参观深圳后放声痛哭，认为他们打下的社会主义江山正在“变色”。还有一种不满来自内地省份，主要基于地区利益冲突。广东在全国率先进行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先是广州市放开蔬菜、塘鱼、水果等农副产品价格，不久全省农副产品价格几乎全部放开，原126种统购统销产品，广东取消了85种。广东省的价格一放开，市场活跃起来，邻省商品大量流入，加剧了这些省份的供应紧张；广东外汇多了，可以用较高的价格收购出口商品，外省的出口货源也大量流进广东，引起周围省份强烈不满。

两省政策和经济特区遇到的更大挑战是走私狂潮。当时，国内市场商品匮乏，电视机、录音机、计算器、优质布料等都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紧俏商品，国门一开，走私潮就开始泛滥起来，主要集中在广东、福建、浙江等沿海省份。在广东，有些沿海地区出现了渔民不打鱼，工人不做工，农民不种地，学生不上学，一窝蜂似的在公路沿线、街头巷尾兜售走私货的现象。中央下达了一系列打击走私的文件，如1980年7月17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批转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等部门《关于加强对华侨、港澳、台湾同胞进口物品管理和打击走私、投机倒把活动的报告》，这份文件由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联署，可见军队参与走私的情况相当严重。文件透露：“参与走私、投机倒把活动的，有华侨和港澳、台湾同胞，有外国人，国内有工人、干部、农民、现役军人，其中有些是党团员、高干子弟。他们组成集团，有收购、转运的，有窝赃、销售的。走私与投机倒把相勾结，沿海与内地相勾结，连成一线，遍及各省。”走私愈演愈烈，与一些地方政府的默许有关。这些地方领导人一定程度上把走私看作发展地方经济的“第一桶金”。有人以“为了集体，没装腰包”为由，为一些地方组织参与走私辩护。1981年海丰走私猖獗时，政府廉价买下走私货物再卖出去，所得利润交给地方财政，这种做法使广东省背上了走私贩私的名声。这引起中共高层的深度忧虑——不只是经济上的，更是政治上的。大批干部参与走私，一些地方党组织和军队都卷进了走私狂潮，暴利之下趋之若鹜，这样下去，共产党真的要“变色”了。

1981年底，中央纪委的王从吾带领工作组到广东调查走私情况，回京后写了一份《信访简报》，披露广东省一些干部包括某些担负一定领导职务的干部极端严重的走私贩私犯罪活动，引起高层严重关注。1982年1月5日，陈云在简报上批示：对严重的经济犯罪分子，我主张严办几个，判刑几个，以至杀几个罪大恶极的。雷厉风行，抓住不放，并且登报，否则党风无法整顿。胡耀邦、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人也都做了批示。中央纪委副书记王鹤寿到广东当面传达相关批示。1月11日，中共中央就广东省一些干部中存在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等经济问题发出《紧急通知》。随后，中共中央派习仲勋、余秋里、彭冲、王鹤寿等人到广东、福建、浙江、云南等地督促处理问题。谷牧到广东一见任仲夷，就不无忧虑地说：“仲夷同志，现在人家对广东议论纷纷啊！”事实上，谷牧本人也承受着很大压力。